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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思潮?問題?趨向——21世紀二十年報告文學創作概述

發布時間:2020-12-28  來源:《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  作者:李朝全

報告文學是時代和歷史的一面鏡子,受到現實和社會的影響最為顯著。政治經濟、國家政黨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局大趨勢從整體上塑造了報告文學的面貌。報告文學因此被稱為是一種時代文體,近百年來報告文學在中國的大地上扎根繁衍繁榮,發展成為了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體裁樣式,在文學大家族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仡櫤涂偨Y21世紀前二十年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的概況,研究其存在的現象思潮,思考存在問題及未來發展走向,對于今后的報告文學創作,對于報告文學的前途和命運都能起到有益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時政報告:受政治深刻影響的創作

報告文學是時代忠實的書記員,是新聞和文學聯姻的產物。報告文學具有新聞的功能,亦具有輿論的特征,它常常圍繞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服務于發展大局。在報告文學創作領域,時事政治題材得到了最大的彰顯與表現。這已然成為中國報告文學的一支主流。此類作品大多以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作為自己的創作表現對象,主動呼應黨和國家政治的戰略謀劃號召舉措,迎接和慶祝重要的時間節點節日,記錄和描寫重大的社會事件,反映重大的工程建設和項目。在這些領域報告文學有大作為,取得了顯著成就。

一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服務于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需要。譬如,體現黨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政治主旨的有類似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為了弱者的尊嚴》;體現科學發展觀的報告文學,譬如何建明的《永遠的紅樹林》反映“低代價經濟增長理論”的提出和應用,王立新的《曹妃甸》描寫可循環經濟區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五位一體”建設和新發展理念,聚焦綠色中國、美麗鄉村、生態文明建設主題,也涌現了一大批相關題材作品,包括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何建明的《那山那水》,馮小軍、堯山壁的《綠色奇跡塞罕壩》。有些作品未必純粹呼應政治號召,但是客觀上受到了時代發展大潮的感召,譬如像徐剛的《大森林》、陳應松的《森林沉默》。在鄉村振興脫貧攻堅過程中更是有眾多的作家參與采寫,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品。龍寧英的《逐夢:湘西扶貧紀事》最早反映十八洞村的扶貧工作,直接響應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在十八洞村提出的精準扶貧的號召。紀紅建的《鄉村國是》采用全景式視角,描繪全國十四個貧困集中連片地區脫貧攻堅偉業的生動畫卷,王宏甲的《塘約道路》描繪貴州安順市一個普通村莊村支部領導得力,帶領百姓共同致富的故事,朱朝敏的《百里洲紀事》聚焦長江最大江心島脫貧,凌翼的《井岡山的答卷》關注革命老區脫貧。

而在每一屆的全國黨代會前夕,也總是涌現出一批為了迎接和慶祝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文學,比如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有一些體現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事業主題的報告文學及時面世,參與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其中有的作品重在將筆觸伸向歷史深處,重在反映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和歷史上黨員干部的優秀楷模先進典型,有的則將筆觸伸向現實,反映黨正在領導的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全面小康、脫貧攻堅、反腐倡廉等重大工作的進展以及取得的成就。其旨歸皆在于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英雄。

二是對重大事件及時而迅速的記錄報告。在國家發展進程中出現了一批具有標志性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報告文學作家總是主動沖在第一線,在第一時間捕捉住這些新鮮的信息,迅速進行采寫并予以客觀真實的反映。譬如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出現了多篇講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過程的紀實作品。2003年中國遭遇“非典”的突襲,幾乎所有的一線報告文學作家都奔赴抗疫前線,采訪和書寫中國抗擊“非典”的感人事跡及艱難歷程,出現了諸如徐剛的《國難》、何建明的《北京保衛戰》、伊始等人的《天地良心》、楊黎光的《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舒云《解讀小湯山奇跡》等一批生動形象、題材新穎的作品。2008年中國遭遇了汶川特大地震,也幾乎是所有一線的報告文學作家傾巢出動,奔赴不同的地震現場,去開掘激動人心的救援故事或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撰寫了諸如李鳴生的《震中在人心》、何建明的《生命第一》、趙瑜/李杜的《晉人援蜀記》、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等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同一年中國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在此期間出現了《中國申奧親歷記》《五環旗下的中國》等一批相關題材的紀實,而體育題材報告文學在此階段亦得到了有力的推動和發展。2010年中國經歷了玉樹地震,《玉樹大營救》和李春雷的《索南的高原》等作品都是對這場地震的生動記錄。在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開展“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相應題材的作品,譬如鄭彥英的《龍行亞歐》講述中歐班列的故事,黃立軒《筑夢大?!贩从硨幉ǜ劢ㄔO。王立新的《多瑙河的春天》記錄報道中國河鋼集團收購塞爾維亞鋼鐵公司使之扭虧為盈為當地百姓帶來福音的新鮮的故事,特別擅長借助塞爾維亞當地官員百姓的口述講述這一段國際合作的成功典范。2020年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李春雷、李朝全、紀紅建、曾散、普玄和劉詩偉、蔡家園、熊育群等作家相繼親赴武漢戰疫現場,采訪創作了一批反映黨和國家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抗擊疫情的曲折艱難過程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

三是對重大工程和建設項目的描寫,這也是對中國制造、中國創造和中國建造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的客觀反映。這些工程或項目大多已成為一種地標或者有世界性影響或者可能留存后世的事物,無疑具有歷時性價值,包括三峽工程、載人航天、青藏鐵路、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奔月計劃、北京奧運、中國高鐵、中國超算、北斗導航、量子通信、港珠澳大橋等。譬如,反映三峽工程建設有何建明的《國家工程》、黃濟人的《命運的遷徙》;描寫中國載人航天、嫦娥奔月月球探測工程、天宮1號2號、神舟飛船系列等有李鳴生撰寫的航天七部曲——其中的《千古一夢》《發射將軍》等都是在近二十年內創作發表的,趙雁的《天梯神示》《中國飛天夢》,蘭寧遠的《飛天夢》,陳新的《嫦娥攬月》,胡平的《心月何處》等,反映南水北調工程建設有梅潔的《大江北去》;講述“蛟龍號”探海故事有許晨的《第四極》、陳新的《探海蛟龍》,反映中國高鐵建設成就的有蔣巍的《閃著淚光的事業》、王雄的《中國速度》,描寫西氣東輸建設如孫晶巖的《中國動脈》,描寫青藏鐵路建設如徐劍的《東方哈達》,講述機器人研發故事如王鴻鵬、馬娜的《中國機器人》。還有關于中國超級計算機、量子通訊的報告如龔勝輝的《決戰崛起——中國超算強國之路》、洪放等的《領先者》。描寫港珠澳大橋建設的有曾平標的《中國橋》、何建明的《大橋》、長江的《天開海岳》,分別以事件、人物和群眾關心的問題為切入點來講述這樁世紀工程的建造故事。

四是在每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黨和國家的重要節慶之際,開展相關主題的文學創作活動,涌現出了一批有影響有反響的報告文學。這期間包括迎慶建黨八十周年、九十周年,迎慶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慶祝建軍八十周年、九十周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紀念長征勝利七十周年、八十周年,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等一系列重要的時間節點,都在相應的節點前后出現了一批相關題材的報告文學,迎合了大眾的心聲和期待,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反響。譬如在慶??箲饎倮呤苣曛H,涌現了類似王樹增的《抗日戰爭》、張雅文的《與魔鬼博弈》、丁曉平的《另一半二戰史:1945·大國博弈》、徐錦庚的《臺兒莊涅槃》、程雪莉的《尋找平山團》。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在國家第一個公祭日前夕推出,產生了較大的反響。為了紀念長征勝利,出現了類似吳東峰/朱繼紅的《長征:細節決定歷史》、王樹增的《長征》、丁曉平的《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譬如慶祝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呂雷、趙洪《國運——南方記事》描寫廣東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革;楊黎光陸續出版的《大國商幫》《橫琴》《家園》探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之路;何建明《浦東史詩》反映浦東改革歷程;李朝全的《最好的時代》反映浙江特別是實施“八八戰略”以來改革開放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慶祝建黨建國建軍節慶,王樹增創作了包括《朝鮮戰爭》《解放戰爭》在內的多部革命歷史題材長篇紀實,有很大的社會影響。這些作品大多應時而作,但卻并非應景之作或片面歌頌贊美之作,大多能夠秉持史家筆觸,堅持客觀求實地追溯還原真實的歷史。

新時期以來,文學包括報告文學逐步擺脫了政治的桎梏與覆罩,但是報告文學從來都離不開政治,始終都深刻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一大批與政治相關主題的創作,從新時期伊始一直延續,至今仍舊是報告文學創作中一支獨大的潮流。這與報告文學的時代文體特征、新聞屬性有關,也與黨和國家的文藝政策、宣傳思想文化輿論的戰略需要相關聯,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代表了時代的聲音和人民的心聲。在這方面,相較于其他體裁,報告文學與政治的關聯是最為緊密的。有一些報告文學作家具有鮮明的國家意識、黨性觀念和主旋律追求,自覺撰寫弘揚主旋律主題作品,譬如像何建明,在每一個重大的時間節點,他都有一部或幾部作品創作發表,體現了鮮明的家國情懷和政治意識,他的報告文學創作可以說是一種具有突出的政治性選擇的創作。時政報告無疑更易受到黨和國家的鼓勵及表彰,得到我們宣傳思想文化主管部門的高度評價。但是,如何讓此類作品更有文學性更具感染力,能夠吸引廣大的讀者,這是時政題材報告文學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在這方面,類似《忠誠與背叛》《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作品坐收高發行量,相當暢銷廣受歡迎,為主旋律創作探索一些如何更好地面向讀者、面對現實的路徑和方式方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二、邀約和組織創作

報告文學和其他文學樣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特別強調作家需親臨現場,與自己筆下的人物面對面,實地采訪事件的當事人、見證者、親歷者,這就需要作者付出財力物力人力的代價。在這些方面,組織和邀約創作可以很好地發揮代償作用,因為邀約和組織者可以為作家的采訪提供種種便利與可能,而且能夠確保作家低成本地進行自己的創作。在21世紀前二十年,或許可以這么說,多數的報告文學都屬于邀約和組織創作,作家自主選擇自由選題的寫作相對較少。

邀約組織創作的興盛與評獎、扶持、激勵機制的導向關系很大,特別是每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的舉辦,每年度“中國好書”的評選,包括中宣部對主題出版重點選題的評選扶持,也包括國家出版基金對出版物的資助、中國作協組織的重點作品扶持工程等。這些評獎和項目都有很大的利益驅動,除了榮譽、社會效益也有物質財力的支持獎勵。因此,創作的邀約組織單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為了迎合或者適應這種導向的情形,主動策劃組織作家創作適合主題和題材內容的作品。這些創作選題大多與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緊密關聯,既有黨領導中國人民改革開放事業中取得的重大成就、經歷的重要事件,還有其間涌現出的先進典型、英雄楷模之類的人物。這些選題可以說都是一種定向寫作、命題寫作或任務寫作,其主題或寫作對象是預設的確定的,是先決條件。組織者當然指望這些選題的作品能夠獲得各種榮譽,產生較好的社會效益,而對于其經濟效益則幾乎不予考量或較少考慮。

組織化創作與中國社會制度有關,也與新中國文學生產方式有關。在迎慶各種重大的節慶節點、重要的黨代會等,有關方面往往都會組織一批作家開展創作。譬如2020年的中國抗疫全景式敘事計劃,中國作協組織了五位作家參與這一寫作計劃。2019年組織開展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二十五位作家沿著習近平總書記扶貧的足跡,采訪了二十多個省區的貧困地區,推出二十五部作品。從2018年開始中國作協組織開展時代楷模報告文學創作工程,已有近百位作家參與。2016年開展“中國報告”短篇報告文學創作活動,發表了數十篇作品。這些創作活動支持了一批創作選題,在《人民日報》《求是》《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上發表了一批有社會反響的報告文學,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基本實現了組織者的預期目標。

組織化創作,業已取得了一些經驗,也存在著一些得失。組織化創作通常主題明確,基本圍繞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大事件展開,這些作品都是呼應時代實際,傳遞正能量,弘揚主旋律的創作。而且,所邀請的作者既有報告文學作家,也有小說作家和詩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為報告文學注入了新因素,開創了新風尚,增加了作者,擴大了隊伍,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尤其是這些新作者對于報告文學這種特殊文體的審美特質特別是真實性的要求有時把握不準甚至出現偏差,有些創作過多地采用了小說化手法,因此使作品存在著虛構編造的問題,內容失真失實。

邀約寫作指的是黨和政府的宣傳思想文化人事組織等部門或者出版機構及其他有關的企事業單位等邀請或約聘作者創作特定主題作品,通常條件優厚,報酬較高。這也是一種指定題材和主題的命題創作,基本上描寫的都是正面的人物和事件,目的在于宣傳和推介,提升作品的社會效益,一般都有一定的正面的社會影響。其中有許多邀約寫作項目甚至直接目標就是奔著獲獎或獲得某項資助。

因此,無論是組織化創作還是邀約創作,都有其利弊得失。利在于可為作者的采訪創作提供便利條件,能夠找到優秀的題材、人物、故事,傳播正能量,弘揚中國精神,有時也能找到適合該題材的好作家。如果一個好題材與一個好作家相遇,也往往能夠產生有影響的優秀作品。但是,這種創作無疑是一種“主題先行”或“主題設定”的創作,作者在采訪創作過程中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取舍上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或制約,而且作者完成稿所書寫的內容亦須經過有關方面的首肯和審定,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較大的局限性。報告文學原本就是一種受限性文體,要求必須遵循真實性原則,而在此基礎上,邀約組織創作又有其他的限制和要求,這就使得此類創作難免會有束手束腳之嫌、之感。相對而言,組織化創作的要求比較寬松,而邀約創作的要求則較為嚴苛。如何在被選擇創作過程中保持作家主體的獨立性,堅持獨立采寫、判斷、思考,在選材、構思、取舍、謀篇結構上保持自主性,這是邀約組織創作亟待解決好的根本問題。

三、非虛構創作的激發與反撥

2010年由《人民文學》雜志力倡掀起的非虛構創作潮,對報告文學是一次大的觸動和激發。非虛構創作得益于小說化的手法,往往具有很好的藝術性和感染力。它客觀上復活和光大了報告文學介入生活、在場性、審視批判現實、主觀參與、“有我”的特征,注重關注社會的熱點焦點話題,尤其是對于社會問題的思考探索,特別是對鄉村、農民問題的關注和描寫。因此,非虛構創作在短短時間內便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反響。我們可以列舉出諸如梁鴻的《梁莊》《梁莊在中國》、阿來的《瞻對》、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喬葉的《造樓記》《拆樓記》、蕭相風的《南方工業詞典》、劉亮程的《飛機配件門市部》、王手的《溫州小店生意經》等一批被稱為非虛構的代表性作品。

如今,十年時間過去了,非虛構創作的利弊得失逐漸彰顯。其長處在于具備較強的藝術性和感染力。然而,非虛構創作實際上并非一種實證性的創作。有些作者對于自己筆下的人物甚至只是遠遠地打量觀察揣摩而根本沒有靠近采訪了解;有些作者只是道聽途說或者根據網絡微信等信息源,而并未親臨現場采訪。實地親歷和采訪環節的缺失,實證性、可證性的匱乏,可能導致非虛構創作內容并不真實可信,也證明了它與報告文學并非同一文類。有些非虛構創作完全偏向了小說,實質上與小說一般無二。

非虛構創作強調的是藝術真實、感受真實和主觀真實,而并非歷史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真實,也就是說,非虛構寫作所聲稱的“真實性”并不是報告文學的真實性,而是一種接受真實、感受真實,因此非虛構創作由此便分出了兩大支脈。其中一條在虛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完全變成了小說,但是又經過“偽裝”或“喬裝”以非虛構之名傳播,這實質上是一種并不誠實的寫作,作家對其筆下的人和事不能確保確證其真實可信。另一條支脈則走上了亦真亦假、真假難辨的路途。有人將其稱作有限的虛構或部分虛構。在這些作品中,人物、地名通常都是化名或假名,故事情節經常都是多人合集,將多人身上經歷的事情嫁接匯聚到一個人物身上,從而更具典型性和戲劇性。這實質上也是一種小說創作手法。這些作品表面上具有含糊性和不確定性,其實亦皆已落入小說窠臼,而不能將其歸入紀實或報告文學范疇。非虛構創作的虛構化帶來的一個后果是,讀者從開始懷疑到將信將疑到半信半疑,直至最終不再相信非虛構創作所寫的內容是真實的。這有可能給非虛構寫作自身帶來一種信譽危機和身份危機,也可能是導致非虛構寫作日漸消沉或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的是,非虛構創作促進了文體的交融與創新,推動了創作觀念、創作手法的變革,在文學文體系列的擴展上,在激活報告文學的文體本性,促使報告文學重新找回自己等方面,非虛構都發揮了它的積極的作用。

四、長篇風、著作化和報章報告文學興盛

報告文學常被譽為文學的偵察兵、輕騎兵和尖兵,它的特征被認為是“短平快”,能夠精練簡潔迅速反映現實傳遞信息,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報告文學的新聞性受到了明顯削弱,史志性得到了增強,創作價值的多元化多面向亦得到了增強。原先以“短平快”的寫作迅速快捷反映現實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更多的作家傾向于將報告文學越寫越長,出版著作。短篇報告文學數量愈見減少,擅長短章小制的作者日漸稀缺。

這種著作化、長篇風的創作風尚一方面有利于細致解剖麻雀,對描寫對象進行更細致深入翔實的挖掘和更透徹深刻的解析評判。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報告文學的可讀性和感染力下降,也造成了有些作品的文字粗糙冗長,有些報告文學甚至是人為地拉長,較易淪為一種注水式寫作。這種風尚的盛行其實存在著一些微妙的不可告人的原因,譬如多數作者認為長篇著作更有價值,書更容易被留存下去,影響會更大等藝術認識上的誤區或者純粹為了獲取更高的報酬。在這方面,尤其應該防范的是那種宣傳品、廣告品等非文學的內容披上報告文學的外衣冒充文學大行其道。

同時我們也應該積極倡導這樣一種創作理念:應該讓篇幅去適應題材和主題,是長篇分量的題材就寫成長篇,而倘若只是中短篇分量的題材就寫成中短篇。我們不能可以求長或求短,也不能因長而廢作,不能因新聞性削弱而蔑視或忽視長篇作品。

二十年里,一方面是多數報告文學越寫越長,另一方面適合報紙雜志刊發的中短篇報告文學也在不斷涌現。許多主流的報紙雜志——其中多數是綜合類報刊,包括《人民日報》《求是》《光明日報》《文藝報》《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文匯報》《解放軍報》《北京日報》《解放日報》等都熱衷于發表短篇報告文學,其中有很多作品都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反響。報章報告文學的興盛來自傳統的延續傳承,報告文學向來追求短平快,追求新聞性與時效性,在這一點上它和現代報紙的傳播需要是相契合的,也和讀者希望進一步深入了解人物和事件的細節的訴求契合,是三者的契合因緣際會造就了報章報告文學的興盛,近二十年間出現了一批反響良好的短章,如蔣巍的《閃著淚光的事業》《致以共和國的敬禮》、張勝友的《讓汶川告訴世界》、王國平的《一枚鋪路的石子》、賈宏圖的《仰視你,北大荒》、李青松的《一種精神》、徐錦庚的《懶漢治村》、馬娜的《天路上的吐爾庫》、李春雷的《朋友——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記事》、張勝友和徐鋒的《百年潮·中國夢》。包括今年在抗疫文學創作中出現的如李春雷的《鐵人張定宇》、紀紅建的《生命之艙》、李朝全的《一位叫“大連”的志愿者》、普玄的《老唐這一路》等一批短章都有積極的反響。

報章報告文學的問題和不足在于,一是有的作品因報紙版面限制刪節太多篇幅太短,有時精練有余而感染力不足或思想性不強。二是作品以配合時政宣傳為主,經過時間沉淀的作品不多,因此作品的歷時性、史志性不足。作品以關注新聞熱點、正面宣傳報道的為主,關注社會問題、焦點熱點問題的報告較少。

報章報告文學對優秀作家的吸引力較小,優秀作家參與較少,其作者多為基層作者,作品的藝術品質比較有限。當然,反過來這對于培養報告文學新人、壯大作者隊伍又是有益的。

五、傳記創作的開掘與局限

傳記是一種重要的紀實文學樣式。從其求真求實的特征上考量,傳記也是一種可以歸入報告文學范疇的體裁。

傳記創作主要有兩個面向。一是面向現實人物,描寫現實生活中涌現出的先進人物、精英名流、英雄楷模,包括社會和新聞熱點關注的科學家、政治家、作家、藝術家、外交家、運動員等,還有黨和國家、社會各種評選表彰的人物,包括“最美”系列、中國好人、道德模范、時代楷模、“感動”人物、一百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一百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共和國勛章”等國家榮譽獲得者等。在這些人物的書寫方面,作家以及邀約組織創作的部門和單位都著力甚多,每年都有大量的此類傳記出版。譬如今年抗疫期間就有關于鐘南山的多部作品推出,包括熊育群的《鐘南山:蒼生在上》、葉依的《你好,鐘南山》、李秋沅的《鐘南山:生命的衛士》。關于袁隆平有十幾種傳記,而共和國勛章獲得者、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感動中國人物、最美奮斗者、時代楷模等一系列的人物亦都有大量的傳記在不斷地涌現。為時代楷模、英雄立傳作歌,旨在呼喚并重建理想、信仰、品格情操和社會道德良知。如蔣巍、徐華的《叢飛震撼》,黨益民的《守望天山》,徐風的《花非花》,何建明的《山神》,王宏甲的《中國天眼——南仁東傳》都表現了類似的主題。

值得關注的是,每一個人物經常會有多位作家分別采寫創作傳記,如曾被廣泛宣傳報道的張富清、羅陽、黃文秀、蘭輝等均是如此。這樣反復的書寫和宣傳或許可以更加逼近歷史真實,可能有助于讀者認識歷史的真相,更為完整立體地了解人物本身。譬如,關于作家路遙,就有厚夫的《路遙傳》、張艷茜的《路遙傳》,還有航宇的《路遙的時間:見證路遙最后的日子》等多種傳記。當然,有些傳記在前人已有傳記基礎上能夠作出新的突破,有時亦能取得奇效,比如陳啟文的《袁隆平的世界》。馮驥才的《地獄一步到天堂:韓美林口述史》有很強的在場感和親歷感,讀來令人動容。

二是面向歷史人物。作家可以穿越時間的長河對自己的寫作對象進行審視批判,可以更為辯證全面地看待和評價,從而塑造出更有深度和力度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這方面,譬如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組織創作出版的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記叢書,業已推出近百位歷史文化名人的新傳記。歷史人物傳記的一大優長是隨著歷史檔案的不斷解密和披露,作者可以掌握更為全面的史料,甚至可以拂去歷史的煙塵發現某些人物和事件的真相及內幕,從而做出新的發見,譬如李潔非的《胡風案中人和事》,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徐光耀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等皆屬此類。

除了名人英雄傳記,有些凡人傳記也能深入人心,打動人感染人。譬如趙瑜創作的《尋找巴金的黛莉》主人公雖然普通,但命運卻相當曲折,堪以燭照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風云。譬如張雅文自敘傳《生命的吶喊》故事生動,能夠帶給人強烈的情感共鳴。李朝全《夢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學?!纷屆總€讀者都能從盲人身上看到自己。

傳記所講述的人物故事大多具有勵志價值、史志價值、認識價值和教育引領作用。這些傳記同時也是一種人物、事件的歷史性研究,往往能挖掘與傳遞豐富的新鮮的信息,因此它的價值是多元的、多方面的。如果是評傳作品,因為帶有對人物及其作品、事跡的評價,因此也具有學術研究價值。

傳記創作存在的問題,首先是一人多傳、名人多傳,存在著對焦點人物和名人趨之若鶩的選材傾向。這種“一窩蜂”的爭相創作同一個英雄人物,內容上有可能存在雷同或相似,造成創作資源某種程度的浪費。

其次是小說化手法的泛濫。二十年間,在傳記創作中更多地加入了想象虛構的元素,多數傳記傾向于接受并運用“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理念及手法,作品中大量細節故事都是想象編造的,經不起推敲和驗證。尤其是對于歷史人物的傳記,多數作品已然寫成了一種倚重藝術想象加工出來的小說,缺乏傳記文體所應有的莊嚴嚴謹客觀真實。因此,不少傳記都被標示為小說,有的甚至帶有戲說人物、虛化歷史、戲說歷史的色彩?;蛟S這樣的作品故事很有趣也很可讀,但是它與堪為歷史的傳記已然分道揚鑣,不能再簡單地歸入傳記范疇。

此外,由于多數現實人物的傳記是邀約組織創作的,因此作者對于傳主大多采用正面描寫而缺少客觀評價,尤其匱缺帶有批評性批判性的評價。有些作品甚至變成了純粹的“表揚稿”,可能有廣告和宣傳品之嫌。自傳類作品由于缺乏“第三只眼睛”的觀察視角,有時也會引起爭議,譬如有位名作家的自傳當年就曾引起過一些異議。

六、批判性、參與性削弱

80年代是報告文學的黃金時代,那一階段報告文學聲名鵲起十分興盛,備受社會和讀者的歡迎與好評。這不能不歸功于當年以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為主體的中國潮報告文學創作。在80年代,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熱點焦點紛紛進入報告文學視野,成為報告文學作家關注和描寫的主要對象,這些作品一經發表便迅即引起轟動,也為報告文學贏得了盛名。而到了90年代以后,問題報告文學逐漸縮減,報告文學參與生活的能力逐漸弱化。偶爾出現的一些問題報告仍舊會引起廣泛關注,譬如陳桂棣與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趙瑜的《馬家軍調查》、何建明的《落淚是金》。

到了21世紀頭二十年,那些關注社會焦點熱點難點問題的報告文學依然深受讀者歡迎。這其中,包括關于醫療、教育、就業、生態環境保護、反腐敗、留守兒童、基層政權建設等方方面面的社會問題。醫療方面反映醫患矛盾和醫療腐敗的如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一家醫院最后的瘋狂》,張敏宴的《吸血的血透》,教育題材如何建明的《中國高考報告》、王宏甲的《中國新教育風暴》、劉元舉的《啼血試驗》,環保和生態保護主題如李林櫻的《生存與毀滅》《啊,黃河……——萬里生態大災難調查》、葉多多的《一個人的滇池保衛戰》、陳啟文的《命脈——中國水利調查》、李青松的《薇甘菊:外來物種入侵中國》。關注西部女性生存窘境的有梅潔《西部的傾訴》。反映留守兒童處境如阮梅的《世紀之痛:中國農村留守兒童調查》。還有如曲蘭的《老年悲歌》、弋舟的《空巢:我在這世上太孤獨》、彭曉玲的《空巢》、方格子的《留守婦女》等關注空巢老人和農村留守群體,《只有1個孩子》《中國失獨家庭調查》等關照失獨家庭及其困境。對于農民工的關注,有丁燕的《工廠女孩》,黃傳會的《我的客桌在哪里?》《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等。關于基層政權建設存在問題的書寫,有魏榮漢、董江愛的《昂貴的選票》,朱曉軍、李英的《讓百姓做主》,朱曉軍的《“烏坎事件”調查》等。關于看守所和少年犯罪問題,如張雅文的《媽媽快拉我一把》、阮梅的《罪童淚》、李迪的《丹東看守所的故事》,反腐敗、揭示黑社會犯罪方面,如一合的《紅與黑》、長江的《對面坐著馬向東》、楊黎光的《驚天鐵案》。

而對于在災難中暴露出的問題包括對災難之后次生災害的關注與描寫,亦引人矚目,如在汶川大地震后李鳴生撰寫的《震中在人心》、朱玉的《天堂上的花朵》,趙瑜等的《王家嶺的訴說》、長江的《礦難如麻》關注礦難,何建明的《爆炸現場》聚焦天津大爆炸。旨在針砭社會人心的作品,如趙德發的《白老虎——中國大蒜行業內幕揭秘》,白描的《秘境——中國玉器市場見聞錄》。

這些問題報告文學作品大多都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影響正面積極,說明社會和受眾一如既往地需要并歡迎這樣的作品。與此同時,這些創作在寫作上難度更大,作者面臨的風險挑戰也更大,在寫作倫理上遇到的問題也更多,特別是要處理好對當事人的適當保護問題,因為作品所寫的人物有很多都涉及違法犯罪。對這些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如何采取適當保護,不侵權不違規不越界,亦是問題報告文學的一種基本的寫作道德和倫理。

當然,目前報告文學的批判性參與性削弱也有一些客觀的原因。一是采訪困難,審查發表難度大,作者還有可能會面臨法律風險,受到社會輿論、意識形態、宣傳口徑等各方面的制約。這可能也是導致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數量較少,報告文學作品戰斗性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然而,正是這些反映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更能為報告文學贏得榮光贏得聲譽,因此,此類創作應該得到大力倡導和鼓勵,揭露和暴露性作品應該得到精心呵護。與此同時,也要求報告文學作家在寫作態度上更加嚴謹冷靜客觀,要對自己筆下的每一個字負責,對筆下的每一個人物每一件事的真實性負責。真實是報告文學的底線和生命,真實也是報告文學作家的守護神。

21世紀以來,廣大報告文學作家在社會生活現場不缺席、不失語,在重大事件面前總是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認真記錄,真實反映,主動發聲。報告文學在題材內容、理性思索、文體形式、藝術手法等方面均有長足進步,在現場性、真實性、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亦有較大創新拓展,使得許多作品更生動好讀,更有力量。在報告文學的實現形式和傳播手段上也有新的創造。一批成人報告文學被陸續改寫成少兒文學,吸引了眾多的少年兒童讀者;有的報告文學作品進入教材或中小學生課外讀物,大受歡迎。一些報告文學陸續被影視劇借鑒采納為創作素材,播映后產生巨大社會反響。有些報告文學采用了視頻、短?。òㄎ⒁曨l、微?。?、動漫等融媒體、全媒體形式,有力地擴大了傳播面和影響力。

當下,我國報告文學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作者隊伍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現有作家藝術能力有待提高。目前沖鋒陷陣奮戰在一線的報告文學作家有一半以上都已年過六旬,中青年作家隊伍銜接失衡。二是報告文學創作上的文學性不足,自主選題較少,作家主動選擇題材的較少,多數為命題作文,任務寫作,作家創作的主動性和動力不足。與此同時,富于現實批判精神的作品較少,報告文學的政論性、戰斗性、干預生活的能力明顯削弱。報告文學的發表園地、生存空間有所萎縮。報告文學發展既有難逢機遇,又面臨嚴峻挑戰。

報告文學發展中存在的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它們關系到報告文學這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文體的未來發展走向及其百年命脈的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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